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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医学博士到开国少将的殷希彭
时间:2019-04-11 16:23 来源:未知 浏览量
从医学博士到开国少将的殷希彭
 
隐居后的殷希彭观察发现,只有共产党八路军真心抗日,是中华民族的希望。
1938年3月,殷希彭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侄子回到村里,动员他的长子殷子刚参加八路军。
殷希彭非常支持,他对只有18岁的儿子说:“当八路军抗日救国我不阻拦你。每个中国人都有救国责任。你虽然是十几岁的孩子,有这个志气我很高兴,不然留在家里还不是当亡国奴!我也不能留在家里当亡国奴。”
此时,殷希彭已经在等待时机参加八路军了。
1938年9月,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来到殷希彭家,动员他参加八路军。
之前,张珍已经了解到殷希彭的政治倾向,但他觉得殷希彭是留学日本的知名教授,心中便暗暗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。没想到自己刚一开口,殷希彭便马上表达了参加八路军的意愿。
张珍高兴地说:“你准备一下,过几天我派人带马来接你。”殷希彭却说:“马不要派,人不必来,准备好后,我自己准去。”
当年10月1日,殷希彭自己雇了马车,到邱县青塔镇冀中军区卫生部报到。
他的行动带动了很多人。在他之后,河大医学部很多教授和学生都到冀中军区卫生部工作。
白求恩临终前把医疗器械箱赠给他
 
1942年夏,殷希彭、柯棣华、傅莱、江一真(从左至右)在白求恩卫生学校。
在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内,保存着一个珍贵的医疗器械箱,这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临终前赠送给殷希彭的。
1939年春,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,与殷希彭结识,他极为赏识殷希彭的才学,便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推荐了殷希彭。
当年6月,殷希彭便被调到正在筹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(后改称白求恩卫生学校)任教,担任教务长,并教授组织学和病理学。
从一个生活富裕的知名教授,到过着艰苦生活的八路军干部,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紧张的行军,常常让殷希彭夜不能寐。再加上生活艰苦,殷希彭身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,胃部经常疼痛难忍。1.78米身高的他消瘦到不到50公斤,但他从不要求任何一点特殊照顾,经常用手顶住自己的胃部忍着疼痛坚持工作。
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创建时期,殷希彭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,成为学校杰出代表和首功者。
在教学过程中,他综合各方面意见,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:学校教育的特点应该是“突出重点,适合对象”“按需施教,急用先学”“基础服务临床,临床服从战争”。
他将军医培养期确定为一年半时间,即半年时间学习基础课,半年时间学习临床课,半年时间进行实习。除保留必要的基础课外,暂时不用的课程严加筛减,凡急需的东西不仅要讲,而且要讲深讲透,如火线抢救、包扎、止血、搬运、固定、防休克等,使学员理论上通,操作上精。
正是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,白求恩卫生学校走出了一条适应形势发展、适应环境条件、适应教学对象、适应部队需要的务实之路,使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了急需的知识。
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,为提高教学质量,殷希彭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创业,自己动手改善教学设备,从无到有,逐步充实完善。
到解放战争末期,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设备已经有了可观的规模。其中,他领导和亲自绘制的病理、组织、解剖、细菌、眼科、外科等挂图225幅,自制解剖、生理、病理标本124件,收集中、英、日、德文参考书375册。
特别是他所教授的组织学、病理学方面,拥有显微镜、病理切片机、千余张组织和病理切片等。
他与白求恩一样富有绘画天才,他们的作品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典范。同学们称赞他写的教材像印刻的一样工整,他的绘图像美术作品一样精美。
从学校教务长到副校长、校长,再到军区卫生部长,领导工作越来越多,但殷希彭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,有的时候,他的授课任务比专职教员还要多。
殷希彭学识渊博,对于卫生学校的授课可以说是轻而易举,然而他严格要求自己,常常夜以继日地认真备课、钻研教学方法,能运用多种方法讲深讲透。学员们用“行云流水”“出神入化”来形容他的讲课艺术。
从1939年9月开学至抗战胜利,白求恩卫生学校共毕业23期,包括军医高一期,军医一至十期,调剂一至五期,护士一至五期,还有妇产科班、在职老干部进修班,毕业生人数为1300余人,为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,成为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。
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外,殷希彭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,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此,他一直努力着。入伍前他一贯只搞学术,不问政治。入伍后,他自觉地开始学习革命理论,不仅读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等,还大量阅读马列著作。
1942年7月7日,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5周年纪念日,他心愿得以实现。
这一天,他和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,一同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为我国军事医学倾注毕生心血
 
1943年冬,殷希彭(左一)指导学员上实验课。
从参加八路军到逝世,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,殷希彭从来没有离开过军队卫生工作岗位,可以说,他既是我国军事医学教育的领导者、组织者,又是亲历其间的实践者,为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解放战争开始后,人民解放军由过去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运动战。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,殷希彭领导卫生部迅速组建了四所大型医院,接收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。
到1949年4月,直属军区卫生部领导的大型医院有5所,总共拥有1.21万张床位,加上野战部队配属医院及各二级军区医院,全区收治能力达4万余人。
除组建医院外,殷希彭提出抽调外科医生充实前方手术队。
他说:“仗越打越大,每次战役一打响,大批伤员下来。技术力量不足是当前卫生工作的突出矛盾,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把技术力量适当地集中用到最急需的地方。就是要扩大手术队,在人员物资上加以充实,开展第一线救治工作,不能只在后方等病人。”
于是,各医院和白求恩卫生学校抽调一部分外科专家和外科医生,充实到各个手术队,加强第一线救护力量。同时,各纵队、旅卫生部也都成立了手术队,使整个战伤救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殷希彭还为军事医学教育思想和学科建设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。
1954年5月,殷希彭就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,他提出了政治、军事、技术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。
在他的支持下,第一军医大学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航空医学系,由生理学教授陈定一任系主任,聘请苏联专家波波夫来校任教,主讲航空生理,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医学人才。同时,学校还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防原子放射医学系,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放射医学毕业生。
同时学校还调整了课程设置,在全体学生中增设战时卫生勤务和三防课程,使学校教育更加适应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
1958年,殷希彭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,1963年2月升任院长。当时,军事医学科学院刚刚从上海迁入北京,面临诸多挑战。
明确研究方向、选定研究重点、调整学科布局,殷希彭一上任便多方调研,反复论证,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,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能力得到迅速提升。
期间,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在三防医学、航天医学、航海医学、营养学、流行病学等研究中取得突破。在这些研究中,殷希彭作为领导和专家,不但参与重大项目的筹划、论证和组织协调,还亲自参与了大量研究和试验工作。
此外,他提出“军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,应用科学就具有任务性强、综合性大的特点”“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任务,就是研究解决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的问题,为部队提供所需要卫生技术措施。”
这些思想,对于把握我国军事医学发展方向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1966年3月,殷希彭调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。
6年后,他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发生癌变。作为一位病理学教授,殷希彭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。因此,手术出院后,他更加珍惜已经不多的工作时间,半年一次的定期复查被他一再推迟。
1974年10月4日,殷希彭住院检查,结果为胃癌扩散,脑弥漫转移。此后病情不断恶化,时常出现昏迷状态。
1974年12月5日2时45分,殷希彭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,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事医学工作岗位。 (阎 丽)
(本文图片均翻拍于《从教授到将军》一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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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于奉献 淡泊名利的一生
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,殷希彭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。在他的身上,有科学家求真务实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,有教育家仁爱为怀、甘于奉献的孺子牛精神,也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代共产党员艰苦奋斗、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。
放弃优越的大学教授生活投身革命,殷希彭一家作出了巨大牺牲。
殷希彭投身革命时,他的长子殷子刚参加了八路军,长女殷珍(原名殷紫艾)也参加了抗战工作。1942年五一大“扫荡”后,年仅15岁的次子殷子毅也参加了八路军。
由于殷家多人参加抗日,遭到了日伪军的多次威胁。为了避免麻烦,殷希彭的父母和嫂子被迫分家另过,殷希彭的妻子携带幼子殷子烈逃离家乡,流落到博野、蠡县一带乞讨。
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,殷子刚带领武工队夜袭阳泉车站时不幸牺牲。9月,殷子毅在神仙山反“扫荡”中牺牲。
半年时间,连失两个儿子,殷希彭内心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。
在向次子殷子毅的遗体告别时,他鞠躬致哀后没有说话,流着眼泪匆匆离去。
同志们安慰他,他说:“连丧二子,为父母者,要说心里不难过那是骗人的。请同志们放心,我能挺得住。国难之中,两个儿子为国捐躯,他们光荣,我也光荣。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,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”
两个儿子牺牲的消息,殷希彭一直瞒着妻子,直到1949年5月,再也瞒不住了才向妻子从实道来,两位老人痛哭了一夜。
殷希彭在生活中严于律己、一生清廉,连平时用的信纸信封都是自己购买。
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对子女给予任何特殊照顾。1946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首次面向社会招生,殷希彭的大女儿在家乡执教多年,她向父亲袒露进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、将来当一名军医的想法。当时,军区卫生部领导也考虑殷希彭两个儿子在抗战中牺牲,应该借此机会安排他的女儿。
对此,殷希彭坚决反对。他说,正是为了适应战时需要,学校对这期军医班作出暂不招收女学员的决定,自己是军区卫生部长,如果在子女入学问题上不能以身作则、秉公办事,将造成很坏的影响。就这样,殷希彭秉公办事的作风,使殷珍错过了学习军医的机会。
殷希彭一生淡泊名利,在工作中甘当配角,从不计较职务高低。
解放后他被调动过三次工作,每次他都坦诚地向组织说明自己的想法,请组织从更有利于工作的角度考虑人选。
1958年军委决定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转交地方,同年8月,殷希彭被调回北京等待组织重新安排工作。
不久,组织经研究决定,准备请他到北京市担任副市长,负责科教、卫生工作。在征求他的意见时,殷希彭表示,自己对医学教育工作有一定经验,如果到北京市负责文教卫生工作,意味着要从教学转为行政管理,教育工作经验很难派上用场。如果自己的优势不能发挥,可能会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。况且自己刚到北京,对地方的情况也不熟悉,希望组织上能挑选比自己更合适的同志,去担任这项重要工作。
后来,鉴于自己曾对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过一个月的考察研究,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刚由上海迁至北京,很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,殷希彭自荐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。当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已有领导主持全面工作,殷希彭便自请担任副职。
最终他的意见得到批准,1958年9月他被安排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,负责科研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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